王辉斌:四十年的李白研究之路

时间:2017-07-04 01:45:23   |    海阳雨露养生馆

作者简介:王辉斌,1947年生,字靖华,号竟陵居士,湖北天门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全国中文核心刊物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库成员。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李白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辑轶学的研究与乐府文学、戏曲论著的批评。已出版《商周逸诗辑考》、《先唐诗人考论》、《孟浩然新论》、《王维新考论》、《李白研究新探》、《杜甫研究新探》、《四大奇书探究》、《明清戏著史论》等25种著作,约1000万字,并在《民族文学研究》、《文学遗产》等全国160多种刊物上发表论文450余篇。

自2013年12月黄山书社出版了我的《李白研究新探》后,因其它方面研究之使然,我便打算与李白研究作一彻底告别的,岂知在2016年岁末之际,又有三种专业刊物发表了我的三篇关于李白研究的论文,这样一来,我的“打算”就只得向后推延了。这三篇文章依序为:《李白“古乐府学”及其批评史意义》(《李白研究论丛》总第六辑)、《李白不是<菩萨蛮>的作者》(《李白研究论丛》总第八辑,此辑与第六辑均为四川美术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李白与王维骊山“交游”说质疑》(《中国李白研究》2016年集)。而在2017年3月,当我收到“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暨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第一号通知后,又向大会组委会提交了一篇关于李白散文研究的论文,如此,即使得我的李白研究,恰好有了整四十年(1977—2017)的历史。以四十年的精力研究李白其人其作,这在当代李白研究史上,以我之孤陋寡闻,似并不多见,而我则忝列其中。

我从小虽然喜欢读孟浩然、杜甫等唐人的诗歌,但却更喜欢读李白的诗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老家有一块李白诗碑的缘故所致。这是一块镌刻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诗碑,也是一块曾经令我引以为自豪的诗碑,因为它就在我家乡的不远处。对此,我在2000年3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白求是录》的《后记》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的故乡是坐落于是江汉平原北端的一个千年古镇。据有关资料记载,古镇在战国时期,曾一度为楚国文学家宋玉的封地。古镇隶属于今湖北天门,天门在唐代为复州竟陵郡,故后人又多称天门为竟陵。古镇有一条长约千米的钟岭街,因明代竟陵文学大师钟惺诞生于斯而得名。镇北不远处有著名的“玉女汤”,相传为天庭仙女沐浴之所。唐玄宗开元年间,“酒隐安陆”的诗人李白游是地,写下了一首很有名的《安州应城玉女汤作》诗。后人为纪念李白游“玉女汤”,不仅将是诗刻石以立,而且还据诗中“汤池流大川”的句子,将“玉女汤”改名为汤池,并沿用至今。我自幼知李白之名之作者,即源于此。所以,我在孩提时就喜欢读李白的诗歌。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块刻着李白《安州应城玉女汤作》的诗碑,在经历了无以数计的风风雨雨后,于“十年文革”期间,却由于是“四旧铁证”的原因,而被红卫兵砸得粉碎。所以,我在1982年的秋天,与安陆“李白在安陆考证办公室”的几位友人一道前去寻访时,乃一无所获。虽然,“玉女汤”四周已建起了许多房子,并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商业性温泉,但其价值所在,却显然是无法与明人所刻的那块李白诗碑相提并论的。

我从喜欢读李白的诗歌,到将诗歌的主人作为研究对象,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成为了这中间的一大转关。此书由人民文学社初版于1971年,是我在当时所能读到的唯一的一种关于李白与杜甫的著作,所以我即将其读到了几乎能全部背诵的地步。虽然,此前我也曾读过王瑶《李白传》与冯至《杜甫传》,但我总觉得这是两本普及性的读物,而不如《李白与杜甫》那样专精与深刻,而此,也是在此书出版二十年之际,我于《文学遗产》发表了《学术中的误区与误区中的学术—重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文的原因所在。撰写一篇约14000字的文章,并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以纪念一本著作的出版,这在我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实属绝无仅有的一次。这一实况表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之于我的李白研究影响之大,乃不言而喻。但需加指出的是,我的这篇《重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文章,发表于《文学遗产》1990年3期,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再版本《李白与杜甫》将其结论附录于该书时,却将其误为“1999年3期”,特借此更正之。

在《重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文中,我主要针对《李白与杜甫》中“关于李白”与“关于杜甫”两个部分,根据其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之不同,进行了逐一考察与评析。所以文章的最后,乃这样写道:“以上的‘重评’,即是根据其选题侧重并循着其研究之方法,就书中一些主要问题的结论与观点进行重新检验与评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郭著无论是在哪一个部分,虽然都有所偏激乃至较大之失误,但事实证明,其创获既多,卓见亦众,故其仍不失为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这就是二十八年前的我,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总体评价与看法。

由于受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影响,在1971年的冬天,我便开始了对李白的尝试性研究。所谓“尝试性研究”,是指在熟读李白诗歌的前提下,对李白的诗歌作一些“译”与“评”的尝试。最初的尝试点,是专注于李白的乐府诗。之所以选择李白的乐府诗,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乐府诗为李白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二是乐府诗在《李白与杜甫》中是一个空白点。“译”、“评”李白的乐府诗,说起来容易,但实际操作却很难,所以,这种尝试性的研究,我一直持续了约5年之久。1977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清代学者王琦笺注的《李太白全集》,当年11月,在一位新华书店朋友的帮忙下,我很幸运地买到了这套书。在此之前,我所熟读与“译”、“评”李白乐府诗的底本,是一套石印白文本《李太白文集》,由于是白文本,所以“译”与“评”都非常吃力,而有了王琦的笺注本,自然就方便许多。于是,我便将以前对李白“尝试性”的研究,一改为正式性的研究,也即我正式研究李白,乃始于1977年11月。当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已经“译”与“评”的约有二十五万字的李白乐府诗初稿,以王琦笺注本为据,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修改,最终则成为了只有近二十万字的修定稿本,并将其取名为《李白乐府译评》。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部书稿。1982年10月,在《李白外传》作者田一文先生的介绍下,我带着《李白乐府译评》的抄写稿本,到湖北人民出版社找某编辑联系出版,但最终却因某种情况而未果。

在“译”、“评”李白乐府诗的同时,我还进行着另一方面的李白研究,即对《李太白全集》中约四百位交游人物的生平进行考察,并以考察所得为基础,为这些交游人物一一撰写小传。这方面的李白研究成果,被我所取名为《李白交游传略》。《李白交游传略》全稿约六十万字,始撰于1978年3月,截止于1984年5月,其中虽然时有停滞,但前后也用了近五年的时间。这部书稿在写作过程中,曾先后得到了郑州大学耿元瑞、西北大学安旗、河北大学詹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余冠英、乔象钟等老一辈学者不同程度的指导,其中,又以安旗、耿元瑞先生指导尤多。两位先生不仅对其中的部分稿件进行过认真审读,并且还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使之增色不少,而耿元瑞先生在住院期间,一如既往为我修改稿件的举措,更是令我终生不敢忘。

1984年10月20—24日,“十年文革”结束后的“全国首次李白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江油隆重召开,我应邀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在大上作了《<蜀道难>探索》的专题发言(实际上是全文宣读),并得到了与会专家如裴斐、王文才先生等的好评。当时参加大会的专家学者共有一百三十人之多,大会发言在新竣工的太白堂举行,四十岁以下的与会者为大会安排作专题发言,我既是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作为大会论文,《<蜀道难>探索》一文所用材料与所得结论,其实都是出自《李白交游传略》中的“元丹丘小传”,因为我在这篇论文中认为,《蜀道难》是李白为送友人元丹丘入蜀而作,时间在开元十九年初夏,地点为咸阳。该文在会后被收入大会论文集出版的实况,表明了我的这种认识,至少是得到了论文集编委会的认可的。而还值一提的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安旗先生还利用大会发言的机会,对我的《李白交游传略》进行了专门介绍,从而使得我的这一“研李”成果,一下子拉近了与在场学者之间的距离。而我也趁此机会,将《李白交游传略》的书稿交给了时任巴蜀书社总编辑的邓楠先生,希望巴蜀书社能将其出版,但最终也是以未果而告终。

从1977年到1984年,其间凡七年,此即为我研究李白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虽然撰写了两部共约八十万字的“研李”书稿,且都不曾出版,但其却让我掌握了大量关于李白研究的资料,为今后的李白研究与我所计划的“唐代诗人四部曲”的研究,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这先期六年(1971—1976年)游心书海的准备,如果没有这第一阶段七年(1977—1984年)撰写两部书稿的积累,我在其后阶段的李白研究,以及孟浩然研究、杜甫研究等,就都不可能是那样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如此看来,这前后共十三年时间的“浪费”,也并非是一无所获的。而且,这两部书稿就当下的情况来说,我是完全可以将其出版的,但我却并无此打算,理由是那已经属于我研究李白的一段历史,而历史是不能随意更改的。所以,这两部记载着我最初研究李白经历的书稿,我将会让它永远地束之高阁,并渐渐地淡而忘之。

两部共约八十万字的书稿虽然未能出版,但《<蜀道难>探索》在“李白会议”上的“一举成功”,却为我今后的李白研究提供了一个“榜样式”的启示:即尽快将《李白交游传略》中“传主”的材料,改写成一篇篇论文发表。于是,《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详考》、《李白与王昌龄交游考索》、《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李杜交游时地探索》、《李白诗中之“龙山”考》、《历史地评价李白与李璘事件》等文,便在1985—1987年前后,分别发表于《天府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李白研究论丛》、《豫章学刊》等刊物上。而且,有的论文发表后,还曾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如发表于《绵阳师专学报》上的《李白蜀中行踪杂考》,发表于《成都大学学报》上的《李白东涉溟海未至剡中考辨》等文,即皆为其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的评价,是远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之上的(今天的湖北高校仍属如此),我的这些论文为其所全文转载(我当时还有关于孟浩然研究等方面的论文,亦多有为其所全文转载)者,不仅给我带来了一份份惊喜,更为重要的是使我从中看到了对李白研究的希望所在。虽然,学术的耕种是十分辛苦的,但收获却是颇令人喜悦的。

而就在这时,我还获得了另外一份喜悦,此即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唐代诗人咏湖北》一书。此书既是该书责编毛丹先生向我约稿的一份成果,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本著作。作为编家,毛丹先生不仅向我约稿并出版了这本《唐代诗人咏湖北》,而且还是我与《李白外传》作者田一文先生相识的引荐人。此后的2005年10月,我利用一次到武汉开会的机会,还曾与毛丹先生一道专门拜访过田一文先生。在我的记忆中,田一文先生当时已退休赋闲,住在汉口解放大道湖北人民出版社纸品仓库宿舍区,我们去时,其精神甚佳,谈吐亦清雅,因而我们三人乃相谈晤甚欢,临走时,田一文先生还送给了我一本题签的《李白外传》。四年后的1989年,田一文先生因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

由于毛丹先生的介绍,我又与湖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汪诚先生相识。汪诚先生是黄岗人,诗写得很好,他知道我也曾写过几首小诗后,所以一见面就称我为诗人。由于我压根儿就不是诗人,故而曾多次就“诗人”一事与之理论,比如,有一次我奉命邀请汪诚先生到我所供职的大学作学术报告时,我们二人在“报告厅”(其实为一间教室)就曾为“诗人”进行过争辨。由于我与汪诚先生的这种“诗人”关系,而使得我的《李白史迹考索》一书,很快就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自1977年正式研究李白以来的第一份成果,其出版时间为1988年5月。《李白史迹考索》共收论文十七篇,附录三篇,十七万字。其中的十七篇论文,多数曾在《天府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成都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且不乏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者,因之,其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也就不言而喻。在研究对象上,《李白史迹考索》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李白交游的具体考察,一是对李白行踪的详尽勾勒。对于前者,主要有如《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详考》、《李白与王昌龄交游考索》、《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李杜交游时地探索》等文;而后者,则有《李白蜀中行踪杂考》、《李白初游安陆时间考》、《李白东涉溟海未至剡中考辨》、《李白初游太原时间考辨》、《李白出川后又回峨眉初探》等文。这两个方面的考察,从专题研究的角度言,不仅具有较为明显的“年谱”特性,而且还有着较“年谱”更为具体确切的特点。此外,《李白史迹考索》中的部分论文(含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