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长沙吴简中的“要簿”

时间:2017-01-12 00:00:00   |    武汉华美整形美容

“走马楼吴简研究专辑”  策划:游逸飞  苏俊林   图文编辑:苏俊林


作者供图


长沙吴简的赋税收支简中,常见各种名目的“簿”。我曾撰文对其中“月旦簿”与“四时簿”进行过探讨,并指出:

长沙吴简所见“月旦簿”与“四时簿”,与居延汉简所见西汉“月旦见簿”、东汉“月言簿”与“四时簿”,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这种帐簿的正式名称应为“月旦见簿”,简称“旦簿”,按月结算可称“月言簿”或“月旦簿”,按季、按年结算或称“四时簿”。其特点是:无论是按月结算,还是按季、按年结算,结算日期都不在本月、本季度、本年,而分别在下月一日、下季度的第三个月的第一日、来年正月一日,即都在旦日或月旦。

本文接着准备探讨的,是与此二簿存在一定关系的另一种“簿”——“要簿”。

关于“要簿”,最早见于《竹简》[壹],共有四条,这里先引三条:

中仓谨列起嘉禾元年正月一日讫三年三月卅日受三州仓运黄龙二年租税米要簿(壹9547

中仓谨列起嘉禾元年四月一日讫二年三月卅日囗(受)三州囗(运)龙元年囗(租)税杂限米要簿(壹9590

囗囗(中仓)谨列起嘉禾元年正月一日讫三年三月卅日受三州仓运黄武五六七年杂米要簿(壹9617

其中,第二条起嘉禾元年四月一日讫二年三月卅日”,凡一年;第一、三条均“起嘉禾元年正月一日讫三年三月卅日”,凡两年三个月。可以看出,“要簿”的结算,既不按月,也不按季,而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三个月,与“月旦簿”乃至“四时簿”存在较大不同。


1999年在长沙进行竹简释文工作/作者供图


    关于这三条“要簿”材料,不少学者都曾进行过研究。侯旭东先生最早注意到这三条材料。他先引用了二十六条“入三州仓运”黄龙二年、黄龙元年、黄武五至七年各色米及麦、麦种等材料(壹•1753、2235、9297、9512、9522、9523、9527、9528、9530、9534、9538、9541、9542、9548、9568、9574、9581、9600、9606、9616、9620、9627、9628、9644、9657、9795),然后再引用这三条材料,指出:

此三个要簿记录的是嘉禾元年正月至嘉禾三年三月卅日从三州仓运米至中仓的情况,上引简1753以下26枚简分别是这三个“要簿”的组成部分,其中标明黄龙二年的应属于前一要簿,标明黄龙元年的属于第二个要簿,标明黄武五至七年的则属于后一要簿。……这三个要簿是中仓的仓吏所列,记录的是由三州仓运送到中仓的各种米的年份、性质与数量。其他年份是否如此,尚不清楚。这种以季为单位……进行统计应是古代的通例。

这段文字的分析论断,前面大部分都可以成立。惟最后称“要簿”是“以季为单位……进行统计”,与我的看法不同。可能是因为,作者在这里,没有对“要簿”之“要”的含义进行研究吧。

侯旭东先生是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及“要”的。他先引用《周礼·天官·宰夫》记职责包括“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正月要,旬终则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云云,认为吴简中有一类“入米簿”系逐日编制而成,属于“日账”,而“日账”属于“日成”;然后引用四条“集凡”起某月一日讫卅日受某年入米帐簿(壹·5189、5288、5315、9730),认为:“此四简应是附在上述(“日成”)简后的总计简,是按月统计的。”并指出:“这种簿书应是《周礼》所说的‘月要’。” 将吴简逐日编制的簿比附“日成”,按月统计的簿比附月要”,是否正确姑且不论。没有将“月要”与“要簿”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可能是认为这两个“要”字没有什么关系吧。

魏斌先生的研究最为详细。他部分参考了前揭侯旭东先生的研究成果,不仅引用了前揭三条“要簿”材料,还引用了前面提到的同书的另一条“要簿”材料:

三州仓吏谷汉囗囗囗囗杂米出用付授要簿(壹9612)

他是将“要簿”与“莂簿”放在一起对比进行研究的。他认为:

从性质上说,这种简式簿(“要簿”)相当于一种会计报告。“要”即大要之意,“要簿”即“记录大要之簿”。这种簿与簿”不同,应当是在原始会计记录基础上择要编制而成。郭道扬先生依据江陵凤凰山等地所出的汉简资料,认为汉代“基层征税部门”有两种会计簿书设置:一种主要是汇总核算,并以此代替会计报告;一种是按税种、按户分类设置的详细会计簿书,是前者的基础。这种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簿”与“要簿”是相互补充的两种簿。侯旭东先生在讨论三州仓“入米簿”时,曾根据《周礼天官宰夫》“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正月要,旬终则令正日成”的说法,将其中的“日帐”、“月帐”分别比之为“日成”、“月要”。现在看来,这种比附可能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正如郭道扬先生所云,所谓日成、月要、岁会,均应属于会计报告,岁会即年报,月要即月报,日成即旬报。他们与“簿”是不同的。

吴简中常见的一种“某月旦簿”,就很值得注意。……这种月初编制的“某月旦簿”,应当就是一种“月要”簿。……它的编制基础,应当就是逐日累积而成的原始会计记录,“簿”应即其中一种。……“要簿”的起讫时间相当灵活。其可能是年度的岁会簿,也可能是三个月的季簿,还有可能时间跨越两年甚至多年。……这种簿似乎还有一个常用的名称:“四时簿”。

《竹简[壹]》中散乱的二百余枚贷食简,按照其会计用语大体可分六类。它们分属于两种类型的簿册。一种“繁式簿”,由原始会计记录编联而成,较为详细和繁琐,代表性的就是“簿”;一种“简式簿”,通常被称为“要簿”,由原始簿册择要而成,记录项目相对简单。贷食简中的“民还贷食连年杂米簿”,应属于后者。

“莂簿”属于“繁式簿”,“要簿”属于“简式簿”,存在字面解释因素。将“莂簿”属于“月旦簿”,“要簿”属于“四时簿”,可能需要斟酌。将“民还贷食连年杂米簿”这一类本身没有冠名“要簿”的“簿”,也属于“要簿”,使“要簿”的概念可以无限扩大,对于吴简“簿”的研究不一定有利。

谷口建速先生是研究长沙吴简谷物簿和谷仓关系簿的专家。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谈到了“要簿”。他部分参考了前揭侯旭东先生的研究成果,但取材更为广泛,见解也更为明确。譬如他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特别设立“移送谷物簿”一项,将前揭三条“要簿”材料定名为“表题简”,称前揭“入三州仓运”黄龙二年、黄龙元年、黄武五至七年各色米等材料为“从三州仓搬运谷物纳入记录”,并按类归并。兹举A类如下:

A:黄武五六七年杂米要簿(壹9617)

    入三州仓运郎中王毅黄武六年佃卒准米十八斛四斗其十五斛黄武七年囗囗 三斛四斗囗囗囗囗      (壹9530)

    入三州仓运司马囗囗黄武七年佃禾准米六斛  元年二月运 (壹9541)

入三州仓运黄武七年税米十四斛五斗(壹9542)

入三州仓运黄龙二年佃卒麦种五斛八斗 中(壹9528)

右五六七年杂米四百七十九斛一升(壹9533)

其中税米”、“麦种是否应该属于“杂米”,这里姑且不论。9533简为前揭侯旭东先生文章所未见,可见谷口建速先生取材确实更为广泛。此后,谷口建速先生曾在一些文章中重复过上述见解。但谷口建速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95479590二“要簿”材料编为1、2号,95429600二“入三州仓运”黄武七年稅米、黄龍二年叛士限米材料编为3、4号,称:“1~4是记录从三州仓转移到(州)中仓的谷物的要簿。1、2是标题简,3、4是相当本文的纳入记录。”见解似乎有了改变。因为总名似乎不称“移送谷物簿”,而称“移送谷物簿了。

    陈明光先生的研究也很详细。他部分参考了前揭侯旭东先生的研究成果,也引用了前揭三条“要簿”材料,认为:

        “要”字的意义本来就有“会计簿书”一项。如《周礼·天官·小宰》:“听出入以要会。”郑玄注:“岁计曰会,月计曰要。此出入者,正是官内自用物,有人争此官物者,则以要计簿书听之。”孙诒让《正义》称:“以一月之计少,举其凡要而已,故谓之要;一岁之计多,则总聚考校,故谓之会也。”上引三例中仓要簿,显然属于岁计之要会,举要总聚的对象是一年内(嘉禾元年四月一日讫二年三月卅日)或二年三个月(嘉禾元年正月一日讫三年三月卅日)内接收的三州仓入运米。

他认为:“这三例中仓‘要簿’,其实是‘领运要簿’,是对前述‘领运米数簿’的举要总聚之簿。”并根据自己的相关研究,制作了三州仓、中仓入“米”分类明细账簿结构图:

          收入总分类账                  入米簿

               ↓

    第一级明细分类账:入租米簿、入税米簿、入杂米簿、入限米簿;

               ↓

    第二级明细分类账:××)米簿;中仓领运米要簿;

               ↓

    第三级明细分类账:某月入诸乡××米簿;中仓领运××米数簿。

此外,他在探讨租米、税米、限米、杂米四种入米分类账时,还对前揭另一条出用付授要簿”材料(壹•9612)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相应于上述租米、税米、限米、杂米四种入米分类账,应该也有按租米、税米、限米、杂米四种分类‘出用付授要簿’。‘出用付授要簿’也是举要总聚性质的账簿。……‘出用付授要簿’之下应是孙吴官仓按所‘领’各种名目的米分别设置的支出明细账。” 

通过以上对有关学术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学者对长沙吴简中的“要簿”的性质,见解仍有一定出入。因此,要想解读长沙吴简中的要簿的性质,恐怕还得先尽可能地穷尽材料,然后从最基础的“释名”开始进行研究

关于“要簿”,在已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主要见于《竹简》[壹],共有四条,已见前述;《竹简》[]未见;《竹简》[]大约仅二条:

囗米斛数要簿(叁7022

囗要簿(?)(?)囗囗(叁7322

但在即将出版的《竹简》[]中,却至少有九条:

 桑乐二乡谨列嘉禾四年租税杂米已入未毕要簿(柒52188)

东乡谨列四……已入未毕要簿(柒52290)

广成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粢田顷亩要簿(柒52321[1])

囗乡谨列嘉禾四年囗民部曲所囗囗囗要簿(柒52326

小武陵西二乡谨列嘉禾四年粢租米已入未毕要簿(柒52329)

广成平二乡谨列所领嘉禾四年粢租米……要簿(柒52452)

模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粢租要簿(柒52454)

史潘虑谨料刺州中仓吏李金所领嘉禾三年杂米要簿(柒52519)

兵曹言部吏五囗囗囗户品上中下品出铜斤数要簿事                        嘉禾四年七月廿一日书佐吕承封  (柒51777)

根据这些材料分析,我们对“要簿”至少有三点认识:(1)“要簿”的结算期限,除了两条(壹•9547、9617)为两年三个月外,其他基本都是一年。(2)“要簿”的使用范围,除了以粮食为主的赋税收支外,还包括田顷亩和铜斤数等其他项目统计。(3)以粮食为主的赋税收支“要簿”,除了一般粮食及斛数“要簿”外,还有诸如“出用付授”和“已入未毕”等专门“要簿”。

我们知道:汉语的特点是一字多义和一词多义。“要”作为字词,其义亦多。但作为“要簿”之“要”,细分不过三义:

1)与簿”同义,意为簿书。《周礼·地官·小司徒》:“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按:“三年大比”人所熟知,指三年一次的人口及财物的调查,无须多作解释。接下来为郑众注:“要,谓其簿。”又《周礼·夏官·大司马》:“大役与虑,事属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赏诛。”郑玄注:“要者,簿书也。”据此,如果是同义的“要”与“簿”组词,成为“要簿”,则此“要簿”就是“簿”的意思,不会有其它含义。但吴简中的“要簿”,与其它各种名目的“簿”似乎不同,意思应该并不止此。

2)与“约”同义,意为纲要。《汉书·礼乐志二》:“明德乡,治本约。”颜师古注:“约,读曰要。”故“要约”可以组词,意为简捷洗练。如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由于“要”又与“簿”同义,可以引申为要约的簿书。《吕氏春秋·具备》:“五岁而言其要。”高诱注:“要,约最簿书。”“约最”与“计最”同义,意为撮举大要。《汉书·严助传》:“陛下不忍加诛,愿奉三年计最。”颜师古注引晋灼曰:“最,凡要也。”故所谓“要簿”,可以解释为仅记大要、大约之簿书。这也就是前揭魏斌先生所说的“简式簿”。但据前揭侯旭东、谷口建速二先生的分析和归纳,所谓“要簿”实际并不十分要约。可见这种解释也并不完全正确。

3)与“会”同义,意为会合、汇总。《史记·乐书》:“要其节奏。”《集解》引郑玄曰:“要,犹会也。又《诗·郑风·萚兮》:“叔兮伯兮,倡予要女!”余冠英注:“‘要’是会合。”故“要会”也可以组词,引申为会计簿书。《周礼·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之“八曰听出入以要会”条注引郑司农云:“要会,谓计最之簿书,月计曰要,岁计曰会。”“计最”意为撮举大要,前文已有解说。《周礼·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之“二曰听师田以简稽”条注引郑司农云:“简稽士卒、兵器、簿书。简犹阅也。稽犹计也、合也。合计其士之卒伍,阅其兵器,为之要簿也。”可见所谓“要簿”,虽然带有一定的“计最”性质,但主要还是指“合计”之簿,也就是会合、汇总之簿。据此可知,前揭陈明光先生认为吴简“要簿”,属于“岁计之要会”和“举要总聚之簿”,与事实应该最为接近。

当然,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前引《周礼·天官·宰夫》云:“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正月要;旬终,则令正日成。”郑玄虽然仅注:“岁终,自周季冬。”但可以据此推测:“月终”应指月末,“旬终”应指旬末。吴简的“要簿”,如果除了按年结算,还有按月结算和按旬结算,其结算时间也应分别在当年的十二月、当月的月末和当旬的旬末。这与吴简的月旦簿四时簿,无论是按年结算,还是按季结算和按月结算,结算时间都不在本年、本季度、本月,而分别在来年的正月一日、下季度的第三个月的第一日和下月的一日,是完全不同的。

 

(原刊于《吴简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6月,179~182页。转载时省略注释,征引参见原文。感谢王素先生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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