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再度席卷北京,如此形势下三位母亲的不同选择丨美国留学

时间:2017-01-11 00:00:00   |    胜芳网络红人鬼弟


预警


帝都的人民你们还好吗?

最近PM2.5有点凶残,

据说单双号限行都不管用了,

因为雾霾里也根本看不清车牌是单是双……

2016年的冬天,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被雾霾承包了。持续肆虐爆表的PM2.5给人类健康带来严重隐患。中国工程院钟南山先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大气污染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可以隔离,但是大气污染任何人都跑不掉。的确,没有人在这种环境下还可以做到自强不“吸”。

新闻报道中的官方治霾信心也非常大——五十年治理雾霾,不行也得行!这是一个伪命题,对于很多人来说,五十年就是一辈子。真的要坐以待病等个五十年?

而在这些人群中,最担惊受怕的恐怕就属妈妈们了,担心孩子的健康却又无处可逃。


拍摄者:文胖

我们这地铁封了,我和孩子在家守着净化器,看着窗外白茫茫,发呆。


拍摄者:果妈

这是晚上外出时戴着口罩喘不过气来烦躁的孩子。


拍摄者:changrui

奥森附近,纠结了一早上,要不要把孩子从学校接回家。


拍摄者:Jessica,7:00

一大早,天还没亮,女儿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走进学校。看着她的背影,想起昨晚孩子问我的问题:妈妈,“紧张”的近义词可以写“焦虑”吗?比如描述雾霾天人的心情。

下面是澎湃新闻的记者报道出来面对来势汹汹的雾霾,三位母亲做出的不同的选择。

雾霾之下,三位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离开北京去了空气质量更好的南方;有的在家中为孩子设置了重重“防霾网”;还有的母亲决定和周围的人一起行动起来。

2016年12月20日,一路向北。

上海开往北京的G126次高铁列车依次经过苏州、南京、定远、徐州、枣庄……飞驰如一柄快剑刺入淡薄的白雾,又被瞬间裹挟而去,隐没在愈发粘稠深重的前方。

临近山东省济南西站,窗外的电线杆向后掠去,几道电缆朝着远方延伸,连着一个基站信号塔。再向远,隐隐绰绰只望得见第二个的影子。过了济南,基站不见了。土地、房屋、树木……一同消隐了,视野里是白茫茫的一片。

“咔嚓。”有人把手机贴在车窗上,按下拍照键,自言自语道:“太可怕了。”

隔一个走道,邻座抱孩子的大姐自动接话:“昨天石家庄(空气质量指数AQI)都破一千了,爆表!”手比划着,她捂嘴笑起来:“给我家孩子买了个‘防毒面具’,这么罩着像个消防员似的,哈哈。”

她怀里,两岁七个月大的女孩在车厢里暂时卸下“武装”,两条肉乎乎的小腿不安分地蹬来蹬去,不一会儿下了地,蹒跚着来回跑起来。

至河北省沧州西站,转保定的大巴取消了——雾霾太重,高速公路封闭。再经北京倒换高铁,出保定东站,手机APP监测显示:AQI361,严重污染。

当日,北京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霾橙色预警;深圳空气质量指数为61,“良”;云南丽江则只有32,“优”。

2016年12月22日,河北省保定东站的乘客们在重雾霾中赶着乘坐高铁。澎湃新闻记者 吴越 图

逃离

“我真的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做出这个决定:离开雾霾笼罩下的北京。”兰燕飞说。

2013年,她住北京东二环。家在四楼,兰燕飞每天早上起床,会习惯性地走到阳台上望望窗外。天时常是灰蒙蒙的,像个盖子一样,这让她心情糟糕。

兰燕飞是湖北人,2007年到北京工作,彼时的兰燕飞从未料想,自己有一天会戴上口罩,而后离开。

她记忆里对口罩的关注,是2009年刚和丈夫一起时。他在国外待了一年回来,每逢空气不好就会戴上口罩。兰燕飞觉得他有病。丈夫做实验给她看:早上出去戴一天,晚上回来口罩就黑了。兰燕飞心里服气,行动不改:“太引人注目了,咱不是高调的人呢,别(戴口罩)让人笑话。”

直到2010年怀孕,眼见着空气越来越污浊,她直觉地担心未出世孩子的健康。

除了开始戴口罩,她和丈夫商量后,去燕郊租了房。公司在东二环,不堵的时候开车单程也要一个多小时,后来值夜班,身体和时间成本都让她有些吃不消。好在儿子出生时很健康,兰燕飞松了一口气。

儿子一岁时,全家人搬回城区,兰燕飞的父母随之来到北京。“我爸就说,这空气老有股煤味儿啊。”兰燕飞回忆。“雾霾”这个词,当时尚未进入他们的认知。

2016年12月24日,深圳,兰燕飞和儿子在等公交车。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12年,国务院发布空气质量新标准,增加了PM2.5值监测。2013年1月12日,北京西直门北交通污染监测点PM2.5实时浓度达993微克/立方米,3天后,《光明日报》报道称,北京儿童医院日均门诊量近1万人次,其中30%是呼吸道疾病。

那一年,儿子生了好几次病。兰燕飞起初只奇怪:孩子身体向来不错,平时感冒也很快就好,为什么今年总是高烧不退?后来几次去医院,甚至凌晨挂急诊,发现总排着长队,而且都是家长带着小孩。

兰燕飞回想,儿子一岁多时第一次严重生病发烧,她送孩子去医院,开车时的视野特别不好。“我就发现一到雾霾天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发烧,而且每次去检查,几乎都是呼吸道方面的问题,我就觉得应该和雾霾有关。”

2013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AgencyforResearchonCancer,IARC)发布一项研究,将空气污染确定为致癌原因之一。


兰燕飞。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正在兰燕飞决定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有云南的朋友表示愿意提供一份工作。2014年春节后,她举家迁往丽江。

有人说她冲动,有人觉得她矫情,也有人说问:好不容易拿到了北京的工作居住证,孩子也进了一家不错的公立幼儿园,还折腾什么呢?

“我说他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没有健康,其他一切都是虚的。”兰燕飞说。搬家的心情是雀跃的。“真的会有解放的感觉。”她回想起来,语调里都带着笑。

刚去的时候,她保留了在北京的习惯,每天早起都会望向窗外。碧空如洗。上班经过香格里大道,正对面就是玉龙雪山,她每每忍不住去拍。一发到朋友圈,总有北京的朋友开玩笑说要拉黑她。假日出游,到雪山脚下的湖边搭个帐篷,躺在草地上看云朵飘过,有时下点小雨,很快停了,便出现一弯彩虹。兰燕飞想:“我要是在北京,肯定享受不到这个。”

更重要的是,儿子到丽江之后再也没有因为生病去过医院。女儿是二胎,出生在丽江,最初的记忆里,天空是蓝色的。

“当然也会有牺牲,包括人脉、资源。关键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既然选择了这个,我就会负责任,不会后悔。但我没有办法替别人做选择,如果对你而言,工作是最重要的,房子是最重要的,你愿意为这个付出,选择在北京待下去也是可以的,毕竟是个人选择嘛。”兰燕飞说。

考虑到儿子上小学,2016年初,她和丈夫重新找了工作,搬到深圳。理论上,北京机会更多,根基更深,但北京的工作他们一概没有考虑。兰燕飞说,离开的时候她就没想过回去。

“空气变好目前看来还很遥远。可能30年?不一定。50年?那我就太老了。”她说。

行动

“我没关系,但50年就是我孩子的一辈子。”田甜说。

她从前不关心环保。2014年怀女儿时总咳嗽,才对空气污染重视起来。后来看见网上一篇文章:“说洛杉矶雾霾,开始以为只是两三天,结果没想到一霾就是50年。一下子击中了我。”

田甜的儿子今年六岁。2016年7月到内蒙古亲子游,导游带大家去敖包许愿,儿子说出了一句让她完全没想到的话:“希望北京的天也能像内蒙一样蓝。”

她逗儿子:“那我们不回去了好不好?”儿子摇头。

“为什么不好?我们可以带着爸爸、妹妹、姥姥、姥爷一起。”

“我只希望北京的天像内蒙一样蓝,我并不想离开北京。”

接受采访中的田甜。澎湃新闻记者 韩萌 图

“全城测霾大行动”能促成什么成果,她并不确定。“最起码知道哪里不安全,不会带孩子去。”她说,即便测量数据不那么准确,也可以做个参考,更重要的是保持警醒,“只要还在讨论,起码还在关注。最怕的就是我们已经麻木了。如果没有人不停地呼吁,习惯是迟早的事情。”

如果可能,她也希望能带来一些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呢,其实我们也就做了一点点嘛。”她笑着说,“洛杉矶的抗霾行动,也是一群妈妈发起的呀。”

她指的是上世纪50年代,洛杉矶一群家庭妇女自发组织的StampOutSmog(意为“驱除烟雾”)行动,她们做调研、写报告、到政府请愿、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从二三十个成员不断壮大,每有公开的环境污染情况听证会,总会有数以百计的母亲到场,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表达关切和不满。这支焦虑的母亲队伍,成为推动洛杉矶治理空气污染的重要力量。

“我最大的焦虑就是害怕我的孩子不能自由呼吸。”田甜说。

在《雾霾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一文中,吴强写道:“当那些两年前不相信雾霾就是政治、嘲笑‘从我做起’的人们终于开始谈论雾霾政治,意味着一种‘谁也无可逃遁’的环境责任意识开始生长。这既是一种公民责任,也是一种全球责任,并且可能超越个人主义,产生集体行动。”

说起儿子的未来,田甜的丈夫开玩笑:“以前觉得男孩子嘛,要拼搏奋斗一下,争取成功。现在觉得,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把他养活到18岁,就行了,就不容易了。”这个在很多年前田甜考虑去珠海工作时强烈反对的北京土著爷们儿,在这次红色预警后,突然萌生了找一份国外工作的想法。他开始考虑带全家人一起移民。

“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在《长期雾霾的政治社会效应》一文中写道。

兰燕飞和田甜两个家庭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预测:首先,人口将从大都市向雾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区迁徙;其次,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很可能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中的一部分移民海外。

防护

“我是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就只能做好防护。”都海虹很无奈。

她在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一所高校当老师,女儿正读六年级。无论从工作或孩子教育的角度考虑,她都无法想象搬迁。保定位于石家庄和北京中间,空气质量常年排全国倒数,1996年她来此读大学,记忆就蒙上了一层雾气,只不知道有没有霾。

“张家口是没有雾的。”都海虹说起家乡眉飞色舞。小时候镇上有条河,很大很清亮,还有水鸟,她们放学都去河边玩。今年夏天,她带着学生去张家口的农村做调研:“对比太大了!张家口那个蓝天,你看着都觉得晕。”张家口大片接壤内蒙,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是北京西北方的上风口,重污染企业也很少。

都海虹怀念敢深呼吸的日子。自己走不了,她希望女儿读高中时能出国交流:“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以后读大学和工作,她也希望女儿能去没有雾霾的地方,钱赚多赚少都不重要。她筹划着,等女儿上大学后,自己也不留在保定了,早点退休去别的地方。

2016年12月21日下午四点,她去接女儿放学时忘了拿口罩,总是下意识地用毛衣领子捂住口鼻,尽管明知道没用。保定当天的空气,没戴口罩让她觉得窒息。

车停在学校附近,提前等在路边。这是都海虹现在的习惯。学校有夏令时和冬令时,有一次她记错时间,让孩子等了半个小时,至今想起来还懊恼:“我心里特别愧疚你知道吗?就怎么能让她在室外生生待了那么久呢?”

等女儿和两个小伙伴一起坐上车,她问:“教室的空气净化器今天开了吗?”“开了。”女儿说。空气净化器是学校今年新装的。由于天气原因,秋季学期体育课基本停上,学生们都在教室里窝着。周二和周五下午的“阳光体育”也停了。都海虹觉得好笑:国家实行阳光体育计划,是为了让孩子们多锻炼身体。可这天气,锻炼什么呢?”


都海虹用棉签帮孩子清理鼻腔。澎湃新闻记者 吴越 图

女儿是体育委员,特别爱运动。小时候,夏季的下午到晚上都在外面溜达,周末,都海虹常带她骑车去植物园。现在都改成了室内活动,比如看电影,或者去别的小朋友家玩儿。女儿总也待不住:“妈妈我出去玩会儿。”她现在一般都会回复:“你看这天儿,不准去。”

都海虹也担心在室内待久了,孩子玩手机、ipad和电脑游戏的时间不可避免地延长。“你都不知道我们有多么搞笑。一旦下完雨,天放晴了,空气好了,整个小区那是倾巢出动啊!带着孩子,各种植物园、小区绿地,哪儿哪儿都是人。一到这种时候,我也跟她(女儿)说,别写作业了,出去玩儿去。”她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指着窗外。

阳台上摆着一排绿萝。女儿骑着平衡车,在客厅窄窄的走道上来回溜。孩子的姥姥在厨房里做晚饭。“我妈今天中午还炒了一道‘防雾霾’的菜。”都海虹笑起来,“前两天给我们端来一碗汤:‘喝!防雾霾的。’”

姥姥补充说,这是从微信上看来的,不知道管不管用:“非典的时候国家还会出防治药方,现在也没个专家出个(防雾霾的)药方,让咱老百姓自个儿配。”

姥爷在旁边乐。他觉得雾霾“防不住”,每天出门散步俩小时,他从来不戴口罩,但外孙女戴口罩,他是支持的。“都特别担心她,她才多大点啊。”都海虹也说。她会自己忘记拿口罩,但从来没忘记过提醒女儿。

都海虹在家中看着窗外。澎湃新闻记者 吴越 图

女儿去年夏天查出患有变异性哮喘,治了很久才好。都海虹不敢断定是因为雾霾,但女儿从小患鼻炎,她觉得和空气污染可能有关系:“夏天连续天气好的时候,鼻炎就会好很多。现在这种天,即使戴口罩,一大早就开始擤鼻涕,打喷嚏。”

她自己配生理盐水,想起来就给孩子清洗鼻腔:“洗出来的水都是黑色的。”去年双十一,都海虹囤了好多口罩,今年上半年又买了一箱,至少有50只,到现在还剩一大盒。家里是复式结构,楼上楼下各放一台空气净化器。都海虹打算今年再买一台。

2016年底这一轮PM2.5数值爆表,对其他城市的人来说是空气污染严重的体现,对生活在保定的都海虹一家,只是常态里的小波动而已:“看一眼,哦,这么高。第二天起来再看一眼,哦,又这么高。”

相比较而言,都海虹更看中平日里多出的几个蓝天。对比往年,她觉得保定今年已经好了很多:政府下了死命令,关停了很多企业,环保补贴力度也大,大晚上都有洒水车一趟趟在街上跑。“治理(雾霾)是有点效果的,只是这几天PM2.5的浓度好像比往年强(而已)。”她说。

2016年12月22日,站在保定东站外的人们。澎湃新闻记者 吴越 图

二楼的墙上挂着很多照片,都是女儿出去旅游时拍的:贵州、海南、桂林、秦皇岛、大连……只要有假期,她都带着孩子出去,近几年尤其考虑哪里雾霾少,所以总往海边跑。自驾游时,车上常备帐篷、防潮垫等各种装备。每次出去玩儿都带着狗。

“一到绿地上,孩子和狗就去疯狂地撒欢儿啊。”都海虹挥着手描绘当时的情形。她觉得心酸。对比起自己,女儿的童年太可怜了。

“去了那么多地方,你最喜欢哪儿啊?”记者问都海虹的女儿。

“哪儿都喜欢。”她回答。

“总有个比较喜欢的嘛。”

“有蓝天就行。”


——文章来自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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