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有哪些不同?

时间:2017-06-29 11:44:31   |    丽姿养生馆

作者:朱荫贵

朱荫贵教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也是我的老师,虽然不是我的导师。朱荫贵教授非常平易近人,很多时候碰到他,都是老师向我这个学生先打招呼,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老师问好。他在我心中的经典形象是,他戴着椭圆形的宽边眼睛,穿着西服,略显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眯眯的,和蔼可亲地看着我,然后关心地询问我的近况。

朱荫贵先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均毕业于中国社科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滨下武志教授。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年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他被复旦大学人才引进,担任历史系教授。他在复旦历史系先后担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朱荫贵先生1993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家证书,并从该年度起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的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近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等。

朱荫贵先生主要研究集中在中国经济史领域,对中国、日本近代史其他学术领域也有深入的研究,著作等身,成果卓著。值此先生荣休之际,季我努学社特地联络先生,将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等顶级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整理出来,组成朱荫贵教授荣休纪念特辑,与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朋友分享。

自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后,机器大工业的浪潮席卷四方,迅速被世界接受和效仿,形成了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现代化潮流。此时世界上出现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农业文明逐渐向工业文明转化,东西方发展的差距日益明显。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关注的重点,是1800年以来中国和欧洲呈现的差异,{参见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亚洲内部的情况并非该书关注的重点。实际上,如果说18世纪以来中国和欧洲的发展道路出现了“大分流”,19世纪中叶起,亚洲内部也发生了现代化起步时段相同而发展结果却大相径庭的“大分流”现象,其中的代表性国家就是中国和日本。

如今我国正在进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长时段角度看,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继续和发展,故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伟业,仍然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分别开始了以“求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和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中心的明治维新运动,迈出了工业化的第一步,这是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期,

中日两国却出现了明显不同的发展结果。日本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了封建生产方式,不仅摆脱了沦为西方强国殖民地的危险,反而在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打败了同时起步的中国,以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帝国姿态出现在东亚。相反,中国不仅未能摆脱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在过去一败再败于西方强国的基础上,又败给几乎同时起步且国土面积比中国小很多的日本,不仅割地赔款,而且因“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西方强国随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中国权益的狂潮,从而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机。中日两国同为后发国家,在大致相同的时段里开始早期现代化的进程,结局却差异如此之大,个中原因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过去很少被人关注的政府干预经济(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以及如何干预,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课题。本文在此处提出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不同的干预措施导致两国早期现代化出现不同结局,是根据当时两国实际的史实得出的结论。至于当时中日两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与现代政府干预经济理论是否一致,并非是本文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没有涉及和讨论。这里主要是提出了问题,至于对此问题如何深入分析和研究,可以留待以后另撰专文加以解决。)角度出发,论证政府干预的不同是中日两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出现“大分流”的根本原因

一、现代化伊始两国国情的相似之处

中日两国在开始进行以工业化为标志的早期现代化时,历史背景、起步条件和发展进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至少可以举出以下方面。

第一,两国在19世纪中叶被列强打开大门之前,都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对外贸易很不发达,农业人口占极大比重。中日两国都是以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奠定了两国的基本地位和物质基础。中国在1887年时,农村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80%;日本在1872年时,农业人口占全部从业人口的72%。两国人口相对于可耕土地面积来说,都处于高度密集状态,都有不利的人地比例关系。1887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过为0.17公顷/人,日本为0.12公顷/人。(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编: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据第372、379页人口与耕地面积计算。)以农户计算,1888年日本每户耕种不满0.79公顷土地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55%,耕种0.79—1.48公顷土地的农户占30%,二者合计占全部农户的85%。(安藤良雄编:《近代日本绖泾史要痎》,第15页表1。原表单位是“町”。为便于比较,笔者按樊亢、宋则行编《外国经济史》第三册附表每町合0.99公顷折算。中国缺以户数统计的数字。)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在两国都占据统治地位,且都存在人均收入水平低和资本短缺的状况。

第二,中国和日本都是在与西方诸强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开始各自的经济现代化。起步阶段和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受着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英、美、俄、法等资本主义强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26个。(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目录”,第1—2页。)从1853年被美国培里舰队首先敲开大门,到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前的15年中,英、美、俄、法等强国迫使日本签订了25个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通过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及其附属约款和协定等,从中日两国攫取了大批特权。在主要的条款如享有治外法权、关税不能自主、开设“租界”、开放通商城市等方面,两国都是相同的。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两国过去闭关锁国时代的结束。

第三,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的30来年,两国都具有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相对和平时期。虽然19世纪80年代中期爆发过中法战争、日本出兵中国台湾和镇压本国叛乱的“西南之役”,但都是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不影响全国的局部战争。在这个时期,西方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外仍以商品输出为主,中日两国政府仍然掌握着选择和发展的主动权。

日本明治维新政府

第四,中日两国在被列强打开大门的时候,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都还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启动工业化的条件。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引进兴办的一系列机器生产企业,都不是这两个国家在自身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自然产物,而是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中,作为自救自强的措施,由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引进和推行的。在这段时期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明治维新政府都扮演了早期现代化组织者的重要角色。

二、现代化伊始两国国情的不同之处

在中日两国国情存在若干相同特征的同时,两国间的差异更多且尤为重要。综合起来看,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方面。

1.两国政府主体的性质不同

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只有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实权掌握在幕府首领征夷大将军手中。幕府之下全国有260多个藩,各藩的直接统治者“大名”负担幕府规定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但在自己的领地上,却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权力。“大将军”和“大名”手下分别豢养着大批“武士”,这些名为“武士”的世袭职业军人分别听命于“将军”和“大名”。日本社会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居民被划分为“士(武士)、农(农民)、工(手工业者)、商(商人)”四个等级。此外还有被称为“秽多”、“非人”的所谓贱民,与四民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由将军到贱民,构成日本封建社会世代相传不能改变的等级身份制度。显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实际上处于一种封建割据状态。1868年,一批下级武士发动政变推翻了幕府统治,重新拥立天皇为国家元首,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新政府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实行土地制度、兵制和地税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破除了过去存在的封建割据状态,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废除等级身份制度,取消从业限制和行会组织等一系列措施,为学习西方强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1873年,赴欧美考察学习西方列强发展经验的“岩仓使节团”出访归来后,政府内部经过一场有关国策的辩论,主张先治理国内、发展产业、增强国力,再向外扩张的“内治优先”论者(主要为岩仓使节团成员)控制了政府的实权,形成了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首、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为左膀右臂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制定、颁布和实施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制度规章,同时利用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行经济现代化运动。尽管中日学界至今对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运动的性质有不同评价,但无论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很难否定:这次运动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反封建割据、反封建等级制和要求向西方强国学习、推行经济现代化的势力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为日本经济现代化的顺利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的洋务运动

相反,同期在中国推进的洋务运动,却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强力运动。这首先是由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的状况决定的。当时的统治者清政府,是以原处东北一隅的满族地方势力入关后建立的、以满族为中心的政权。长期以来,为防范人数众多的汉族力量的反叛,实行了一系列特有的以满族为中心的控制政权的措施。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崛起了一批汉族新兴地方督抚势力,它们成为以后兴办洋务企业的主角。这种因汉族地方督抚势力崛起,导致的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状况,对以后洋务运动的兴办和推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虽迫于内外形势的压力和稳固统治的需要,不得不同意兴办一些洋务事业,但却利用传统的政治平衡术,在朝廷中任用一批顽固派对洋务派形成掣肘,加上社会上顽固的封建传统势力的强大及其阻碍,使得中国推进的经济现代化运动不能不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洋务新政中兴办的新式机器厂矿企业都是地方级的。其兴办和兴衰往往与某一个地方督抚大员的名字和命运紧紧相连,如曾国藩与江南制造局、左宗棠与马尾船政局、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等。最典型的莫过于张之洞创办钢铁厂,因其调动职务而使工厂随之迁移兴办的事例。这些状况必然造成兴办的洋务企业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和联系,成为各自为政的孤立事例。第二,督抚无权决定重大的洋务建设措施。19世纪80年代对铁路的争议就很典型。第三,洋务企业的兴办常常与地方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相联系,洋务企业的兴办对增大地方督抚的权力和地位具有潜在价值,以致企业在兴办过程中产生种种矛盾冲突和利益纠葛,进而影响洋务运动的顺利进行。

2.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目标不同

日本明治政府在推翻幕府夺取政权时宣布的《五条誓文》中,明确表示要“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 (大久保利谦编:《近代史史料》,东京:吉川弘文馆,1969年,第51页。) 为此,1871年12月,刚刚安定国内秩序的日本新政权,就决定向外派遣大型的学习考察团即欧美使节团,为日本具体学习西方强国求取经验。

岩仓欧美使节团的出访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日本政府首脑和实权派组成的岩仓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内阁顾问兼参议木户孝允、参议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参议兼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下属成员中包括大藏、工部、外交、文部、司法和宫内省的新政府骨干成员共51人。其中包括被誉为“维新三杰”中的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两人,相当于“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之研究》,东京:宗高书房,1976年,第120页。)1871年12月,代表团离开横滨前往美国,半年以后转向欧洲,

中经英、法、比利时、荷兰、德、俄、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匈帝国、瑞士等12个国家,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到1873年9月才分批全部回国。通过对这些国家的调查了解,他们认识到发达的机器工业和繁荣的国际贸易、欧美式的学校教育和工商业的协调发展彼此促进,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其中,以煤铁为基础的工业生产乃是各国“雄飞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对英国这个“世界工厂”进行的4个月考察,他们所到之处,只见“但无有地上所产之一物,唯是煤炭与铁而已,制造品也皆自他国输入,又输出他国者。其制作所之盛,比前所传闻更多,每到一地,黑烟冲天,无不没有大小制造所,由此足以知晓英国富强之所以也”。(日本史籍协仝编:《大久保利通文书》第四册,东京:东京大出版仝,1983年,第468页。)

大久保利通回国后,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向英国学习的《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建议书中说:“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但追根溯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为此,担当政府领导职务的人责任重大,需要深察熟虑“从工业物产之利到水陆运输之便”的一切事情,要根据日本的风土习俗和人民的性情知识,制定方策,“以为今日行政上之根本”。他要求确定政府发展的谋略:“测量我国天然之利,可增殖之物产有几许,可劝奖之工业以何为主”等等,以便“劝业殖产,使一夫不怠其业,一民不忧其所”。如此实行,人民能够“殷富充足”,“国家也必然随之富强”,达到“与西方各个强国并驾齐驱”的目标,“亦不难矣”。他建议以英国为榜样,认为英国“是我国当为规范者”。

(以上所引均见日本史籍协仝编:《大久保利通文书》第五册,东京:东京大出版仝,1983年,第561—566页。)

于此,可以看出,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不仅使日本找到了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模特儿”,认识到政府奖励诱导的重要作用,为以后利用国家权力,充分发挥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促进和推动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树立了“与各个强国并驾齐驱”,最终也使自己成为世界强国的发展目标。

与日本相比,中国此时的国情却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几千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大一统帝国的发展格局,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灿烂华夏文明,长期延续下来的以华夷秩序为基础的朝贡贸易体制,以及建立在这三者之上的“天朝上国”和“万方来朝”的至尊观念,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还远远不足以将其摧毁。清政府这时所能认识到的,能允许和实行的,只限于引进西方强国的生产技艺,也就是属于“机、船、路、矿”等器物层面上的东西。从_______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管是“求强”兴办的军事工业还是“求富”兴办的民用工业,都没有突破“器物”层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表面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坚固和此时对西方认识的不足,可是更深层次地看,实际上是过去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在自身活力尚未完全释放净尽时,即被外力强行打断的惯性表现。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开创洋务事业和转轨变型难度远较日本为大的根本原因。

既然没有体制和统治方式上变革的要求,中国洋务事业兴办的着眼点便很自然地集中到“利”、“强”上。求富的民用工业和求强的军用工业便是适应这种情况开办的。针对当时中国利权大量外泄的状况,以及认识到无利而不强,举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都需要大量经费支持的事实,洋务派在兴办洋务企业特别是民用企业时,首要的着眼点和着手点都围绕着与外国人“争利”而展开,希望通过兴办企业与洋人争利,以达到“保利权”的目的。这在当时洋务派兴办洋务企业的议论中屡见不鲜。

这里需要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这些近代企业的兴办,除为了“保利权”、“塞漏卮”、“利国”,与洋人争利权以保清朝统治外,没有更进一步的打算。二是要求不高,起点很低。设立机器织布局,只是“冀稍分洋商之利”;兴办轮船招商局,也只为“略分洋商之利”,“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10),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3页;《李鸿章全集》(6),第257页;《李鸿章全集》(5),第257页。)这种“稍为”、“略分”、“不致为洋人占尽”的考虑,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当时洋人在中国势力强大,顽固派掣肘,洋务派在内外环境交困下不敢作过高期待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主持兴办洋务企业的洋务派从一开始就没有通过兴办现代机器大工业,使之在全国逐步推广,进而完全收回利权,走西方式强国道路的长远目标。

3.两国政府干预的措施和手段不同

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对发展民间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措施上。日本政府围绕着扶持、倡导和鼓励民间资本主义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干预手段。例如,明治政府成立时,首先就在法律上废除了人身等级差别和择业的限制,颁布鼓励兴办工商业的法规,发行巨额俸禄公债,帮助和促使封建领主及武士等向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化,并提供各种特权和大量资金,扶持部分“政商”成长,使之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带头作用。同时,政府还设立专门的机构工部省(1870年)和内务省(1873年)掌管这方面工作。工部省和内务省的中心工作都在于“劝奖百工”。 (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周锡卿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62页。) “劝奖”二字,一是劝诱鼓励,二是给予奖励,集中体现了日本政府此时鼓动民间参与兴办现代机器工业企业的特征。

为达此目的,日本政府从上而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经济现代化的推进。例如1873年,为改变资金困乏的局面,日本政府对地税进行了改革,依靠农业改革为兴办和发展现代大机器生产企业提供了稳定而有保证的资金来源。在社会风气未开、民间对兴办现代实业缺乏积极性时,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通过财政拨款,由政府首先兴办了一批“官营示范工厂”。这些官营示范工厂的“直接着眼处,不在获得利益,而在于依赖技术上的成功来移植欧美的产业”, (高桥帡吉:《日本资本主义窎达史》,东京:日本评论社,1928年,第79页。)目的是“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 (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第64页。)另外,日本政府还设立“工业试验所”,举办“劝业博览会”, (到日俄战争前为止,日本一共举办过全国规模的劝业博览会5次,地方办的各种博览会不计在内。参见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第64页。)在民间介绍和推广新生产方法,以鼓励和激发民间投资办厂的热情。当民间兴办实业达到一定基础后,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政府又把官办的工厂(除部分军用工厂以外)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私人经营。通过这种措施,直接扶持和推动民间财团和骨干企业的兴起。为防止这些企业对政府产生过多的依赖,又由农商务省代表政府向全国府县发布谕告,明确宣布当前的重点是“要使人民脱离依赖思想而增强和扩大其自勉力”,政府将加强制定各种法律规章,“依赖法规公平不偏地作为管理上的重要手段”。 (高桥帡吉:《日本资本主义窎达史》,第80页。)实际上是把干预手段从过去的以国家直接干预为主,改为现在依靠制定法律规章和政策制度等间接的干预为主。

此外,在对国家发展有重大关系的领域如海运业中,日本政府则实行国家扶持民间经营的办法,通过政府与民间企业订立明确双方“责、权、利”、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命令书”,在保证企业按政府目标发展的前提下,使企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和活力。日本政府在资本积累、人才培养、国民教育等方面同样制定了相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逐步积累和奠定了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

中国洋务运动实行的政策和措施,有如下致命弱点。第一,引进和兴办的洋务企业缺乏总体规划和统筹布局,没有相应的主管部门和与之配套的法规政策,没有自上而下强有力推行的积极措施,而是各自为政。第二,洋务企业的引进和兴办纳入朝廷控制,不能自由发展,不准危及清政府。第三,没有制定和采取鼓励、保护民间自由兴办现代大机器生产企业的措施和政策,更谈不上利用国家权力进行诱导和示范。在这种状况下,1894年中日爆发战争之前,中国兴办成功的大机器企业寥寥无几,相对于中国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影响力更是极其有限。即使有兴办成功的企业,往往一个领域中也只能举出一家企业,如航运业中的轮船招商局,纺织业中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钢铁业中的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煤矿业中的开平矿务局,通讯业中的上海电报局等。某些重大项目,往往在清廷争论中难以通过而最终拖延耽搁。最典型的事例是,能够在社会经济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铁路,历经清廷1880—1881年、1883—1887年两次大讨论,最终也还是在种种反对意见中未能获得通过。以至于在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建筑的铁路里程不过447公里,(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附录”表2。)不计台湾的99公里,整个大陆修筑的铁路只有三百余公里。其中绝大部分还是为运输煤炭而建,时间也在1890年后。至于民间自由兴办的机器生产企业更是屈指可数,规模和数量均无法形成气候,与日本同期的状况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中国的“自强”与“求富”

三、更深层次的影响:中日历史文化传统的区别

应该说,使得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出现“大分流”的原因,绝不限于上述所举的中日两国差异,还有更复杂和更深层的原因———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也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华文明曾经历过多次外族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为一种文明体系,却始终没有中断过自己的发展,成为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唯一能延续不断的例外。产生和维系这个文明体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理论,反过来也必然使中国历代统治者越加确信,这是维护王朝中央统治的基石。这种信念还因以下几种因素而得到强化。第一是长期性。西欧诸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如果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年)算起,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1640年)为止,总计存在了1164年。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如果从春秋战国之交(前475年)算起,到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为止,延续了2315年,差不多比西欧封建社会历史长一倍。尽管这种时间上的比较有局限性,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时段远比西欧社会长却是可以肯定的。第二是坚韧性。中国小农生产方式的坚韧性不仅表现在它的历史时期之长和高度发达,还表现为农民具有强大的调节社会关系的力量。几千年中一次次周期性爆发的农民大起义,冲击和调整着生产关系中难以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使中国的这种小生产方式变得十分坚韧,富于弹性。第三是相对封闭性。在整个漫长的封建时期中,由于中国周围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周围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平相对低下,加上与世界其他地区交通的困难,使得在中国这种生产方式上创造出来的灿烂文明长期一枝独秀。

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导下,历朝封建统治者还辅以种种相应的政策,使它更富于活力。如统治者动员国家力量,发展农业气象观测和大规模兴修水利灌溉事业;远在战国时期就允许土地买卖,使商业资本可以转化为土地资本,不至于成为小生产方式的“腐蚀剂”;政治上强调农业重要性,保障地主阶级成为国家统治力量的基础和支柱;文化和制度上以“重义理轻艺事”、“重义贱利”的儒家学说为正统;长期实行并逐步完善的科举制度,又使社会中最有知识的人才尽行纳入封建官僚的体制之中,保证了封建社会具有相当程度的活力,甚至包容和同化了各个时期外来的民族和外来的文化;等等。如此种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长期对外闭塞的历史条件下,整个社会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方面都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和行之有效的模式。无疑,这种模式由于上述种种特点,自然在历代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占有天经地义的至高无上地位。

处于这种生产方式中,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本身虽不能做到完全的自自足,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来说,却具有高度的自给自足性。因此,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叩开中国的大门时,面对的是历经几千年时间、自成系统和行之有效的、以农为本的小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在这基础上形成的统治秩序、社会制度等,都早已被一代代中国统治者作为传统和治国之要而视为不易的信念了。也因此,晚清中国封建统治者不可能主动放弃祖宗成法,并追随“洋夷”以“工商”立国,不可能承认这种与自己传统完全不一样的生产方式的优越和先进,并进而对其接受和倡导。

与中国相比,日本对待西方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和模仿其他文明的这种民族传统,正如许多学者论述过的那样,是与日本作为岛国、身处亚美两大洲之间、民族单一、不容易遭受外族侵略等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对外国所持的这种态度,是从历史上形成的。日本没有使它受到威胁的临近大国,只有一个给它输入文明的相隔较远的中国”,而“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吉田茂: 《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孔凡、张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2—14页。)这一点,直到今天还在日本的文字、建筑、服饰、饮食和工业科技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日本形成的是与中国不一样的历史传统,当突然面对西洋文明的冲击时,然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日本近代重要的启蒙家福泽谕吉在他的著作《文明论概略》的序言中,对西方文明传到日本的初期情况如此描写: “自从嘉永年间美国人来到日本,此后日本又与西洋各国缔结了通邮、贸易等条约,我国人民才知道有西洋,互相比较,才知道彼此的文明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人们的视听一时为之震动,人心仿佛发生了一场骚乱。”福泽谕吉进而认为,“人心的骚乱至今仍然在日甚一日地发展着,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的固有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序言”,第1—2页。)

总之,中日早期现代化发展出现的“大分流”,既有外因的不同作用,也有内因的种种差异。可就是这种种不同因素导致的政府干预之不同,使得中日两国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现代化努力出现了不同的局面。也就是说,后发政府对本国的经济干预,相当于改变或重建一国经济演变的舞台,不同的干预措施和目的,必然给一国发展带来根本性的影响。鉴往思今,这一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要格外给予重视和关注。

编辑:张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