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素养】 唐宋海南贬谪文人心态之比较

时间:2016-12-08 02:53:42   |    沈阳美莱医疗美容

  

  

  

  文人一旦身入仕途,命运则不由自己把握了。

  其中既有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又有宦海难测、政敌之间残酷的倾轧,所以,在仕途上能平平安安走到底的文人不多。那些在仕途上失意的文人重则有杀身之祸,轻则有被谪贬之灾,尤其以后者——贬谪,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场最为普遍。

  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贬谪文人当推战国时代屈原。屈原忠而被贬,憔悴于江畔,忧愁悲愤,创作了《离骚》,《离骚》可谓我国最早的贬谪文学。汉代被贬谪的文人是著名的“洛阳才子”贾谊,贾谊在贬地曾凭吊了屈原旧迹,写下了情文并茂的《吊屈原赋》,表现了自己与屈原异代同悲的思想感情。

  但是,从战国至秦汉,官员的贬谪行为还不是十分普遍,大规模的贬谪行为从唐代开始,宋代达到高峰。唐代一些著名的文人基本上都有贬谪的经历,如李德裕、自居易、刘禹锡韩愈等;宋代,党争空前激烈,贬谪几乎成了官员政治生活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经历,如苏轼一生几乎在贬谪中度过。

  唐宋两代,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官员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被贬到与帝都远隔千山万水的海南岛

  海南岛四面环海,交通闭塞,自古被称为“蛮荒之 地”、“瘴病之地”、“鬼门关”,从唐时起,一些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相继被贬谪到这里。到宋代,贬到海南的文人更多,其中最著名的是苏轼。据统计,唐代贬谪到海南的共有27人,而宋代则有29人。这些贬谪文人不仅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的京城,也告别了他们熟悉的中原文明,万死投荒来到孤岛海南,面对着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与将要开始的苦难生活,其身体与精神所承受的双重煎熬可想而知。

  在这种巨大的人生打击面前,唐宋丽代文人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与文化心理。相对而言,唐代的贬谪文人表现出了较多的感性成分,情绪多消沉、压抑、愤激,对现实处境则充满了幽怨,对未来的生活表示了极大的悲观,这种思想感情与前辈贬谪诗人屈原、贾谊等人一脉相承,而宋代文人在诗歌中则表现出了较为豁达、平和、超脱的心态。

  从以下三个方面比较唐宋海南贬谪文人的心态差异:

  

  一、思乡中表现出的心态差异

  唐宋贬谪文人以罪官的身份被贬到与中原万里之遥的孤岛海南。他们远离亲友,身处陌生荒凉的异乡之地,内心很自然地涌起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这是人之常情。但思乡之情还有个程度的问题,如果无节制地沉湎于对故乡的怀念中,不仅加重了本来就有的伤感情绪,使人整日生活在怀旧的情绪中,也加深了对眼前环境的不认同,更引起了心理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压抑,起到销蚀个性意志的消极作用,对身心健康都很不利,所谓“乡愁”,思乡总是与忧愁相连的。唐宋贬官在面对这共同的境遇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思乡之情,但是,两者的思乡情结是不相同的,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同时代的贬谪文人心态。

  唐代文人的思乡情结中带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表现出对眼前所处环境强烈不满,怨愤于自己的不平遭遇,深切地怀恋失去的一切;而宋代文人则是思乡只是单纯自然情感,思念家乡的亲人,很少有与贬谪联系而产生的情绪化,大多具有随遇而安的自适情怀,心境较为平静。所以,故乡之思作为一种精神标志,在不同时期心理的出现,除了具有个体的文化意义外,还为我们探究文人的文化心态的差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下面分别以李德裕、李光与苏轼的贬琼诗词略作比较,以管窥两个朝代文人的不同心态。

  唐代贬谪海南的官吏中,最著名者是李德裕,为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之子。

  李德裕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氏春秋》。李德裕没有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但却是时人公认的学识渊博的学者。穆宗即位之初,禁中书诏典册,均出自李德裕之手。李德裕行政经历也很丰富,他历任翰林学士、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左仆射等职,并在唐文宗大和七年和武宗开成五年两度为相。在宣宗时期,李德裕受到排挤,被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事,翌年正月李德裕到达海南岛崖州任职。

  李德裕从位高权重的权臣一下落到戴罪之身的罪官,其心情的落差与地位的落差一样巨大,在赴崖州赴任途中,李德裕万念俱灰,这种情绪在他以思乡为主题的《谪岭南道中作》一诗中得到宣泄: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 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不堪肠断思乡处”明点题旨,令人于越鸟的啼呜中感受到一种无助亦无奈的悲凉和恐惧担忧的心理。洋溢于字里行间都是穷愁凄绝的心情。

  李德裕被贬往崖州时已年过六旬,在花甲之年远谪瘴烟之地,心中自有万千感慨,也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写出以上的泣血之作,也正是这种心境,使李德裕在贬地生活了不到一年,便在忧愤交加中逝去。

  同样是面对穷山恶水的贬地,宋代贬官李光则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心态。李光因反对议和触怒秦桧被贬海南,李光也是谪居海南的官员中时间最长的,他居琼长达12年。在谪地,对故乡、故人的思念是李光最强烈的精神折磨,但他却能超然地看待人生的悲欢离合,这与他深究佛理,参透人世间的穷通得失大有关。

  他有一首《水调歌头》词,词前有小序云:

  “清明俯近,感叹偶成,寄子贱舍人”。

  词表达了清明时节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但丝毫不见传统思人的哀怨悱恻,却是一派潇洒闲适,其词云:

  “见自笑客行久,新火起新烟。园林春半风暖,花落柳飞绵。坐想稽山佳处,贺老门前湖水,欹侧钓船。何事成淹泊。流转海南边。水中影,镜中像,慢流连。此心未住,赢得忧患苦相缠。行尽荒烟蛮瘴,深入维那境界,参透祖师禅。宴坐超三际,潇洒任吾年。”

  以往宦海沉浮,名利累人,其实这一切都是“水中影、镜中像”,留给人的只有忧愁患苦,而今谪居海南,“深处维那境界,参透祖师禅”,看透了人生的宠辱起伏,心境也就为之散淡了。李光以通达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政治上的挫折与失落,以此来实现心态之平衡及精神 之安宁。正是这种参透人生的平和、随缘的心使李光年垂八十,还身强体健,终于回归故里。

  如果说李光是不以故乡介怀,具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超脱情怀值得人称道,而早他贬琼近百年的前辈苏轼则更进一步认识到“心安处是吾乡”的道理,产生了“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情感,表现出了更为洒脱的心态。

  据宋代杨浞《古今词话》载:“东坡初谪黄州,独王定国以大臣之子不能谨交游,迁置岭表。后数年,召还京师。是时东坡掌翰苑,一目,王定周置酒与东坡会饮,出宠人点酥侑尊。而点酥善谈笑,东坡问日:‘岭南风物,可煞不佳。’点酥应声日:‘此身安处是家乡。’ 坡叹其善应对,赋《定风波》一阕以赠之。其句全引点酥之语,曰:

  ‘堪羡人间琢玉郎,故教天赋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花炎海起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中犹带雪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身安处是家乡。”

  “此身安处是家乡”正是东坡消解谪居苦闷的法宝,这也使他三年谪居儋州而无所怨言,以至他遇赦北归之时,还用深情的笔触表达了对谪地的依恋,其《别海南黎民表》一诗曰: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反认他乡是故乡。但苏轼不是在梦里,他是生活在清醒的现实人生中,他是以达人心胸、智者的视角来看等人生的荣辱及时光的迁替的,也是所谓的“心安处是吾乡”的一种诗意诠释。

  

  二、对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的差异

  贬谪海南,对当时的封建官吏来说,是除了死亡外最严厉的惩罚与打击,如何面对,如何理解与体验生命中的这种彻骨的伤痛,唐宋贬官表现出了不同的心态,这以唐代贬官杨炎与宋代贬官卢多逊为代表。

  今天能够见到的与海南有关最早的诗歌正是出自唐代贬琼官员杨炎之手,它将海南描绘得非常荒芜、恐怖。

  杨炎别号小杨山人,历任德宗朝门下侍郎、同章事。杨炎是一位经济学家。杨炎主张改革赋税制,被一些权贵士绅视为眼中钉,不久被当时的宰相卢祀陷害。德宗建中二年被贬为崖州司马户。杨炎在前往荒无人烟的崖州途,想到自己生死未卜的前程,禁不住仰天长叹:

  “一去一千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

  杨炎在诗中渲染了海南的地势荒凉,环境险恶,称之为“鬼门关”,表现了自己无奈、悲凉、甚至是绝望的心情,流露出对前路未测的恐惧,及对个人命运的深切担忧,具有痛于心扉的悲凉,代表了唐代的一批遭贬谪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心态。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巨大变故,借险恶的崖州山水为倾诉对象,诉说自己的满腹悲愤,把哀怨化作了凄楚的诗行,真是但见泪痕,不睹文字,作为一种特殊生命际遇中的文人心态,蕴括着无限的悲凉和悔恨。

  从杨炎到李德裕,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贬谪到海南的文人共同的情感心态:或是伤心凄楚,或是绝望忧郁,其思想倾向的主线是悲观、消沉。于是在诗文中表现出极度情绪化的伤感情怀,这使唐代的谪贬诗文表现出了浓厚的悲剧意识,从李德裕、杨炎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数百年后贬到同一地点的宋初宰相卢多逊与杨炎们表现了大相径庭的思想感情,他也是第一个抛弃了被贬的烦愁,而以平和的心境写诗来欣赏贬地海南风光的贬谪文人,对海南来说,也第一次被文人墨客作为赞美的对象。

  卢多逊为五代后周进士,北宋开宝元年冬,命为翰林学士。太平兴国初,曾历任中书侍郎、平章事、兵部尚书等职,后因涉连秦王赵廷美结党营私案,而被发配至崖州古城(今三亚)的水南村。

  卢多逊到海南后,不但没有传统谪贬文人的哀怨愤激,反而被居地水南村的美景所陶醉,写下两首脍炙人口的《水南村》诗歌,将当地描绘成世外桃源。其一日:

  “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鹦鹉巢时椰结子,鹧鸪啼处竹生孙。鱼盐家给无墟市,禾黍年登有酒樽。远客杖藜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

  二曰

  “一簇晴岚接海霞,水南风景最堪夸。上篱薯蓣春添蔓,绕屋槟榔夏放花。狞犬入山多豕鹿,小舟横港足鱼。谁知绝岛穷荒地,犹有幽人学士家。”

  两首《水南村》将宁远河畔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写得如风光旎泥的人间仙境,这种情调与襟怀与杨炎、李德裕的诗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出了作者豁达,平和、洒脱的心态,这也为以后来贬谪海南的宋代诸公开了先声:即不沉沦、不沮丧、不悲观,对前途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乐观的向往,并且能随遇而安,表现出了与前辈及唐代贬谪文人的心态差异,显示出了经过理性洗礼宋代士人的文化品格特质。

  继卢多逊之后的苏轼垂老投荒,被贬海南儋州时与李德裕年龄相仿,面临着“饮食不具,药石无有”的困难处境,但在如此巨大的人生困厄面前,苏轼不仅表现出了超出李德裕许多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表现出了远远超出常人的坚强与乐观。别人把遭遇贬谪视为人生中的大不幸,而苏轼却将其比作一生的成就,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概括自己:

  “问汝平生事业,黄州、惠州、儋州。”

  黄、惠、儋三州,是苏轼一生三次贬谪之所,并且地点一次比一次荒远,处境一次比一次艰难,苏轼竞视之为一生事业,其旷达、超越之人生态度可见一斑。

  这表明,宋人关注的已不是个体生命的忧患,而是超越生命的感悟,宋代文人通读诗文来建构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诗化的心灵栖居净土,来消解心中的愁苦,以此为目的艰难地进行着他们的精神重建。

  一百多年后南宋“四名臣”之一的胡铨再次用清新而壮丽的笔墨描绘了海南的景色。他的《朝中措》日:

  “崖州何有水连空,人在浪花中。月屿一声横竹,云帆万里雄风。多情太守,三千珠履,二肆歌钟。日下即归黄霸,海南长想文翁。”

  词中表达了作者内心澎湃激荡的感情,笔调意境都有模拟欧阳修同题词作的痕迹,其豁达与乐观也洋溢于字里行间。

  胡铨建炎二年以进士第五名的身份步入仕途。胡铨在朝为官期间,坚决反对和议,甚至主张处死秦桧等人,以谢天下。在其著名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一文中,决然表示“不与桧等共戴天”,“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因此得罪秦桧被贬海南词中所表示的淡泊情怀,真难相信是出自一人之手。胡铨还有“不因人海求诗句,万里投荒亦岂宜”(《鹧鸪天》),更是表现了不以谪贬为意,甚至以贬谪为幸的洒脱情怀,一直影响到清代流人。清初的流人函可在其《解嘲》诗中日:“不因李白重谪贬,那得题诗到夜郎”,可谓得胡铨的一脉真传。

  

  三、廷阙之恋与家国之感

  相比于宋代,唐代文人多意气风发,事功之心、兼济之心感较为迫切,这在许多唐人的诗作都可以感受到。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在其名作《从军行》中,曾意气风发地宣称:“宁为百夫长,胜过一书生”;而赢弱的李贺居然也发出如此豪情万丈的壮语:“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李白更是大言不讳地说:“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但立功之心迫切,而遭受挫折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又相对较弱,也是唐人一个显著特点。一旦政治生涯遭遇挫折,精神世界随之被摧毁,但他们并未因此怨恨朝廷与君主,或者断绝仕宦之意,相反却表现出了浓厚的廷阙之恋,即对朝廷与皇帝的怀有深切的怀恋。

  这从李德裕的一首诗可以看出:“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诗人独上高楼,遥望帝京,只见天际缥缈,海天相连,在这样荒凉的地方,连鸟飞到内地都尚需半年时间,人耗费的时间会更多“望帝京”即思朝廷,思君主,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还能回到帝京,回到天子身边。这与李白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 乡送韦八之西京》)表达的是同样的廷阙之恋,当然,其中也有对过去辉煌往事的眷恋和回忆。李德裕在诗中所表现眷恋廷阙与身居荒塞的处境构成了凄凉悲苦的心境,更增添了诗人现实的失落与哀伤,其悲凉失意之感,恋阙思君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深沉地表达了一个封建士子的真切情怀。

  宋代士人则具有柔韧坚强的品质,兼济天下是他们真正的理想,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他们自觉的信念,家国天下是他们的胸襟怀抱,因此,面对同样的贬谪处境,两宋文人不仅没有唐人的悲剧心态,也没有他们浓厚的恋阙之感。这与时代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自宋建国起,赵太祖抑武兴文,军事上积贫积弱,在对外战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尤其靖康之难后,宋代文人形成了深沉忧患意识,也成为贬谪士人的一种自觉的情怀。因此,面对谪贬这样的人生不幸,宋代谪贬文人能够走出穷通畅达的自我小天地,而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家国天下关怀。这从南宋贬往海南的“四名臣”中的李光、赵鼎诗中可见一斑。

  

  赵鼎绍兴年间曾两度为相。绍兴八年,赵鼎因力荐岳飞抗金,严厉谴责秦桧的和议而受到罢相处罚,绍兴九年寓居会稽。由于秦桧担心他的影响力,并没有放过他,先是于绍兴十年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接着在绍兴十四年被贬至吉阳军,在当年卢多逊、丁谓先后居住的崖州水南村安顿下来。赵鼎在海南度过三年的谪居生活后,于绍兴十七年八月卒于贬所。

  赵鼎到达谪地后曾做《谢到吉阳安置表》一文,句中有“自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表达了他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与对国事的忧患,蕴含着报国无门的深重忧愤,表示出一个士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浩然气概;李光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感情,用他自己的话就是“顾九死以犹甘,虽三黜而无悔”。李光屡遭贬谪,但心系天下,对自己的因抗金而被贬更是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的决绝态度。可见贬谪并没有变两宋文人的志向(这与白居易、元稹遭贬后走向消沉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宋贬谪文人思索的更多是国家的命运,个人的进退在其次,故此少了唐人的那份失意凄凉及心底深处不时涌起的恋阙之之情。也正是这种深沉的家国关怀,使宋代谪贬文人在坎坷沉浮的命运中,由建功立业为人生理想最后走向了道德自我完善内圣之路,才能以诗意的态度对待人生各种不如意,反过来,也正是这种旷达、超越的人生态度,使他们不至于为一些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而患得患失。宋代贬官的这种心态得益于宋代文化精神的浸润,无论是官运亨通还是仕途坎坷,他们都能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静心态坦然处之。

  总之,唐宋海南贬官的诗文创作是中国封建时代一批遭贬谪而中断了仕途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剖白与写照,表现了他们从庙堂流落到江湖的心路历程:

  从激愤哀怨到坦然平静,表现出了被迫的接受与自觉地调整的人生态度。贬谪虽曾给文人个体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却也在不同程度上成就了他们的人格。

  

  

  王旭老师,首都师范大学硕士,曾任北京市某重点高中语文老师。潜心钻研学科教学本质规律,洞悉学科教育前沿,以深厚的积淀折服学生。学术型讲师,厚集毕生语文绝学,勃发一线教学课堂,只为实践他的教育理念,帮到广大孩子和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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